观念的改变是因为我们有实力了，有底气了，能以豁达的心态面对人才流动了。让我们记住一串名字：大松博文（曾受周总理邀请来我国短期练习女排）、金昶伯、 杨昌勋（中国射箭队教练）、尤纳斯、 外国“要害先生”在中国军团中无处不在，日本籍的花游“教母”，哈萨克斯坦籍的拳击教练，法国籍的击剑主帅，菲律宾籍的垒球教练，美国籍的棒球大帅。有请进来，就必须正确的看待走出去的问题。
中国体育在很多项目上的人才过剩往往是运动员出国发展的一大诱因，因为国内好手确实太多，在出国比赛，参加大赛方面的机会都比不上国外，所以才想出去闯闯试试，其实他们心里最想的是为国出战，有时候对阵中国队员的比赛，他们是赢也不好，输也不对，真的是为难的。当然也有一些是负气出走，这样的运动员在外面其实承受的更多，由于国内当时的开放接纳程度有限，他们所承担的明显更多，比如当年的何智丽，比好了要被骂，比差了更要骂，家人也承受了很多的非议，使他们的心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往往表现得很极端。
“海外教练兵团”的产生因素则更为复杂，经济、发展环境、家庭等多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国内的一些体操、跳水、兵羽等优秀教练在国外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以前我们想不通，曾经记得一位德高望重的兵坛前辈讲过：“真是不理解这帮人，把中国队千方百计琢磨出来的练习方法给外国人用，然后来对付中国人。”理解这位老人的心痛，但在目前的形势下，体育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让我们必须用一种有容乃当的心态来正视“海外兵团”的存在合理性，也需要我们真正的拿出态度与诚意来留住人才，善待伯乐。
当然，一个国家的宽容不是无限度的。当我们在赛场上遇见那种同是“炎黄子孙”超越体育公平竞争之外的挑战，不识相的叫板，这样的“海外兵团”无理无节，我们又何必去理解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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